数字经济如何影响中国就业？贾康教授、卓贤研究员与陆铭教授给出了自己的思考。(02:23)就业是今年要集体面对的难题，有专家提出解决就业问题需要“长短结合”：既需要短期的举措，也需要面向结构性难题的长期调整策略。4月26日，数字原野年度讲坛上，来自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领域专家提出的“高质量就业”、“可持续就业”等不同概念。学者们试图为当前的就业形势提出一些对策，更重要的是指出深刻的问题，当下就业困局背后的结构性成因什么？政府与企业如何参与到这场缓解就业难的纾困中？灵活就业会是在解决当下就业难题的妙招么？
就业结构性困境背后，民营企业、平台企业扛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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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的统计数据显示，16-24岁的青年就业问题最为突出，其中高学历群体可能不得不走向相对低技能岗位，就业市场呈现“就业失调”特征。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院长陆铭教授认为，目前青年就业率问题背后存在多重因素，一方面尽管经济在恢复，仍是在缓慢恢复中等待强劲恢复，另一方面是逐渐上升的大学毕业生数量。
另一种对应的现象是“摩擦性”失业。教育层面来看，劳动力技能与市场不匹配造成的就业结构困境，一个现实的案例是“中国的医科的毕业生5/6不能走到医生的岗位”，大多数医科生正迈向医药代表的职业发展路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贾康教授指出，教育系统培养了大量内科、外科等医生，但市场更加需要的是全科医生，与此同时大量毕业生希望进入城市的医疗机构，导致基层医疗机构缺乏人才，最终导致目前就业矛盾“表现在结构”上。
陈碧是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在学校里她直面了学生目前的就业难题。她在演讲中指出，今年有1158万高校毕业生，再加上近百万的海归，今年可能有1250万的青年就业人口，与此同时就业机会减少，因此“市场要创造出足够多的就业来满足需求”。
在市场上，哪些就业在新增，哪些在减少？劳动流动在不同产业间的流动趋势尤为重要。从产业特征来看，尽管制造业作为国家发展与安全支柱产业，重要性显著。陆铭提出，制造业的岗位向服务业转移，是一个较为明显的趋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部副部长卓贤研究员同样提出，我们国家正在由劳动力密集型的制造业，转向劳动力密集型的服务业。
在制造业岗位向服务业岗位转换过程中，同步伴随服务业的数字化，当数字化推动服务业的升级，创造了新的需求和服务，从而增加了就业机会。典型如智慧零售、外卖等，都是数字化对于服务业的重构，新增了诸如智慧零售运营、外卖骑手等新职业类型。
当岗位从制造业离开，服务业借助平台能力的转型升级，这一背景构成了数字技术平台“就业蓄水池”的内涵，而从提供就业的市场主体来看，民营企业扮演了提供就业的底层土壤。
“100%以上是民营企业提供的。”这是贾康在现场抛出的观点。他解释，由于国有企业整体的发展趋势是资本密集型，资本在要素中占比的提高，使得国有企业提供的就业规模萎缩，而这部分恰恰需要民营企业来填补。
在整体民营企业中，贾康认为有两类民营企业尤为值得关注，其一是渗透在中国经济毛细血管节点上的小微企业、个体商户，另一类则是平台企业，原因在于平台企业直接与间接的辐射作用明显。从民营企业到平台企业，两者是经济引擎，也是就业防护网。
“民营企业中发挥着创造就业龙头作用的平台企业，它所产生的作用直接或间接的辐射的作用不可忽视。”贾康说。
卓贤在现场引用测算数据，指出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就业岗位接近2亿，占就业人口的1/4，相当于美国或德国的总就业人口。数字经济发展，率先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我们所熟知的小程序的开发员、互联网的营销师、数据的标注师，新媒体的运营人员都是在数字产业化过程中催生出的新的岗位和新的职业。”卓贤称，人社部去年颁布的职业分类大典里面，显示了净增了158个新职业，其中有97个是数字就业。
从个体商业到小微企业是就业的生存土壤，制造业岗位向服务业的转移，事实上让服务业承担更为重要的就业功能，其本身亟待进一步数字化升级，并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平台企业一方面向整个数字经济则提供了就业“蓄水池”：尤其体现在灵活就业对短暂失业的过渡性作用中，另一方面平台企业也积极主动参与到服务业数字化过程中，并通过移动支付等工具提升中小微企业的运行效率。
数字“生态化”发展，可持续就业何以可能
陆铭在演讲中提及自己最近的一次经历。他与一位北京司机聊天，这位两个孩子的父亲，刚在去年游戏行业萎缩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工作，于是选择今年先成为一名网约车司机，同时观望游戏产业的后续变化。
灵活就业在社交网络上仍然存在争议：一部分人认为这种就业形势“不可持续”，诸如社会保障等问题。陆铭提出关于灵活就业的“思辨角度”：当你意识到灵活就业本身可能存在的不确定与风险时，同样不能忽视，灵活就业本身就是对于形形色色社会风险的一个缓冲垫。
在一部分人面临失业危机的阶段，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是“如何赋能过渡就业者”，卓贤指出，例如微信平台上的生态就业中，就存在大量的兼职或副业，“数字就业实际上是成为很多人在全职工作之外的补充，或者在职业转换过渡期的中转站。”
“今天我们需要重构可持续就业的内涵。”陆铭说，不断的创新、不断的职业变化，使得职业就业从不可持续向可持续的转变，尤为重要。当然，首先不能将灵活就业与不稳定简单的划上等号。
陆铭提出“可持续就业”，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今天数字就业的生态化趋势：依托平台产生的就业机会，参与的个体本身会不断参与不同的工作，而这些职业背后的群体，又大量依托于城市空间与发展。
“可持续”不仅意味着创造新增就业需求，也意味着数字技术应提高包容性，技术应给更多群体“赋能”。在这一过程中，产生适合女性劳动者的灵活就业形势，卓贤指出，云客服、人工智能训练师、内容审核员等一些新职业就能够支持更多的家庭女性在灵活的时间和地点就业，并获得更独立的经济地位。女性一方面需要承担养育孩子这一劳动密集型任务，与此同时我们国家又保持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灵活就业成为新的可能。
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孙萍副研究员长期在县乡针对数字发展的调研，也呼应了卓贤上述的观察。数字化运动如何展开？个体如何与数字化潮流互动，并追问产生了怎样的时代意义，这是孙萍从武汉、菏泽、义乌等一系列的基层调研中不断追问的问题。
“当这种可见性被赋予到最广大的普通人的时候，主播的感觉不仅仅是说它的一份职业，而是对一个人的自我认知和生活的再塑。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很多的农村女性他们会把做主播当成是一种冒险性的事业，同时在寻求一个自我和家庭之间的再协商。”孙萍说。
在武汉和黄梅，孙萍关注了一个在视频号上销售女装的团队，她对包括主播等女性参与其中进行观察，后者不断的进行模仿与学习，而这一过程穿插在她的日常生活、直播工作等密集的环节之中，以致于她发出“做主播可能并不如我们想的那么简单”的感慨，而数字平台的确也给女性提供了更多的在基层奋斗的可能。
平台也在城乡之间搭建了数字化的桥梁，灵活就业不仅仅是城市的专属现象。电子商务是其中一方面，农产品通过平台销售往各地，与此同时线上的终身学习教育平台，则让县乡一层的人们有机会学习到更多实用技能，直接地参与灵活就业或提升获得岗位的可能。
灵活就业的产生，更进一步配合灵活就业有更多的措施出台，陆铭认为，我们的城市本身要准备好：户籍制度改革与市民化过程，增强外来人口包容性等。同时，个人主动性与外部措施同等重要，陆铭提出社会交往能力，“表达变得尤为重要”。以是否可编码为尺度，职业可以分为“可编码”与“不可编码”，前者在人工智能进步的浪潮中，会尤为受到冲击。
“数字技术是一项通用目的技术，它并不会天然的、平等的赋予各类劳动者增强他们的能力，只有我们的经济、社会、政府、企业推动科技向善。”卓贤说，协同推动科技向善，才能让劳动者，特别是弱势劳动者更有力量，避免出现在数字技术加持下的就业激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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